有人說，改革與法治存在一定“性格差異”。改革旨在破除思想觀念束縛和體制機制弊端，讓社會充滿生機活力;法治旨在調整規范社會關系，保護權利，化解糾紛，促進社會和諧穩定。改革鼓勵解放思想、破舊立新，更傾向于創新;法治強調尊重法律權威、按規矩辦事，更傾向于規范。由此來看，改革與法治似乎不僅存在“性格差異”，而且具有矛盾之處。

然而，回溯歷史不難看出，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不僅經濟社會發展成就巨大，而且法治建設水平顯著提升。正是在改革開放的時代大潮中，法治不斷完善，人們的權利意識和法治觀念不斷增強;正是在法治的保駕護航下，改革穩步推進，國家各項工作更加規范有序，人民安居樂業。這說明，改革與法治“性格”雖有差異，但目的內在一致，二者相互促進、相得益彰。

當前，我國改革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好改的基本已經改完了，剩下的都是難啃的硬骨頭。在這種情況下，如何更好地推進改革、以改革促發展?黨的十八屆三中、四中全會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與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重大決策部署，并且強調二者如車之兩輪、鳥之兩翼，在整個改革過程中都要高度重視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凡屬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據。這說明，改革需要法治引領，否則就可能出現偏差混亂;法治需要跟上改革步伐，否則就可能因阻礙發展而失去其應有功能。

改革共識需要以法治方式凝聚。改革越深入，面臨的矛盾和問題就越多越復雜。在體制機制調整涉及重要領域、重點環節、重大利益的時候，對于為什么改革、改什么和怎樣改，需要全社會形成更多共識，從而減少改革阻力、增強改革動力。“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法治追求自由平等、公平正義、秩序和諧，可以在價值上對公眾觀念形成指引;法治具有規范行為、調節利益關系的制度和程序，能夠促使各個利益主體參與到法的制定和實施中來，有效表達對于改革措施的意見和利益訴求，在協商中達成更多共識。

改革有序性需要法治保障。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和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提高，改革的復雜性、系統性顯著增強，對改革的有序性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時，我國已經形成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改革也積累了較多經驗，許多成果已經用法治方式鞏固下來，增強改革有序性具備了更好條件。增強改革有序性，科學立法是關鍵。應將改革決策與立法決策統一起來，用立法把黨的重大決策及時合理地法律化、規范化，通過民主參與、專家論證等程序，充分發揮立法的引導、規范和保障作用，把改革決策納入法治軌道。特別是用法律統一性原則，限制一些地方或部門出臺違反上位法的所謂變通規定，保證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調性。

改革要“進”，法治要“穩”。那種認為改革要上路、法律就要讓路的觀點，那種認為法律具有滯后性不能引領改革的觀點，都是片面的。改革和法治需要同步推進，對實踐證明已經比較成熟的改革經驗和行之有效的改革舉措，應盡快上升為法律;對不適應改革要求的現行法律，應及時修改廢止，保持法律生命力，不讓過時的法律成為改革的“絆馬索”。用法治保障改革，改革就會乘風破浪;用改革完善法治，法治就會永葆生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