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去產能”已經成為經濟領域尤其是煤炭行業當前的關鍵詞，但是清潔高效利用的地位依然不可替代。

日前發布的《“十三五”規劃綱要》提出將“煤炭清潔高效利用”列為100項國家重大工程項目之一，而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也明確將“加強煤炭清潔高效利用”作為2016年的八項重點工作之一。

多位業內人士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去產能雖是煤炭當前時期脫困的核心任務，但是從長遠來看，要實現煤炭行業的轉型升級，建設清潔低碳安全高效能源體系，煤炭的清潔高效利用是必然出路。

關乎煤炭榮辱興衰

此前，國家能源局局長努爾˙白克力在接受《中國能源報》記者采訪時指出，為了進一步推進我國能源實現“結構優化”，我們提出了“化石能源清潔化利用，非化石能源規模化發展”的思路。

關于化石能源清潔化利用，努爾˙白克力解釋，根據我國的特殊國情，“煤老大”的地位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是不可動搖的，而煤炭也是大自然賦予我們的一種非常重要的資源。如果離開煤炭，要確保中國的能源安全根本不現實。所以，我們要加大化石能源清潔利用的力度。

“同時，能否清潔高效地利用好煤炭，需要我們有主動為之的意識，更是對我們能力的考驗。”努爾˙白克力坦言。

環保部部長陳吉寧從防治大氣污染的角度肯定了煤炭清潔高效利用。陳吉寧在今年兩會期間表示，控制空氣污染，“十三五”將大力推進清潔煤炭的使用。“過去人們一說到煤炭就感覺很臟，現在要為煤炭正名，煤炭清潔利用其實可以比天然氣更環保。”陳吉寧說。

作為產煤大省山西的省長，李小鵬對煤炭的認識不可謂不深刻。3月6日，李小鵬在談及煤炭行業發展面臨的困境時說，煤炭的清潔高效安全利用才是根本。“什么時候煤炭能夠清潔利用了，煤炭行業才能真正走出困境。”

神華集團副總經理李東則認為，現在煤炭行業發展的關鍵問題是，怎么樣清潔開采、清潔利用和清潔轉化。如果實現了清潔開采、清潔利用和清潔轉化，那么煤炭還是最經濟的能源供給。

煤炭專家李廷對《中國能源報》記者直言，能否實現清潔高效利用從根本上決定著未來煤炭行業的榮辱興衰。

與“去產能”并行不悖

“煤炭的清潔高效利用，無論是研發還是推廣都值得下大力氣!否則，光是去產能是解決不了煤炭的問題的!”一位在煤炭行業工作多年的人士發出了這樣的感嘆。

清潔高效利用與去產能在煤炭行業轉型升級過程中是怎樣一種關系?

“清潔高效利用和去產能是當前煤炭行業需要同時解決的兩大問題。清潔高效利用是需求側的改革，去產能是供給側的改革，沒有直接的關系。”李廷對本報記者說。

汾渭能源分析師曾浩則認為，清潔高效利用是將煤炭消費集中于高熱值和低硫的煤;而低熱值和高硫的煤的應用會越來越少，這些煤礦往往也是盈利狀況最差的，正好可以通過去產能的相關政策來將這些產能去除掉。

山東能源集團的一位管理人員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煤炭清潔高效利用與去產能是正相關關系。相關部門嚴格執行煤炭清潔高效利用，可以減少或防止低質煤的開采，既有利于環保，也有利于去產能。產能降低后，也能夠使企業翻身，投資煤炭清潔生產，或者轉型為新能源企業。

一位不愿具名的煤炭行業研究人員對記者表示，煤炭行業要尋求供需平衡，化解過剩產能是當前的核心任務。但是在去產能的同時，清潔高效利用同樣不能放松。應從思想認識、技術研發、政策、資金等方面持續推進。

許多技術相當成熟

作為煤炭使用的大戶，燃煤電廠的排放情況被視為煤炭使用方式的代表，而其減排技術則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我國煤炭清潔高效利用的技術水平。

我國燃煤機組的超低排放從2015年開始進行了全面的安排部署。2015年底，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到2020年前，我國燃煤機組全面實施超低排放和節能改造。

華能技術經濟研究院研究室主任韓文軒表示，各大發電集團目前已掌握了成熟的超低排放技術，盡管改造的邊際成本較高，但考慮到當前煤電普遍較好的盈利水平，發電企業完全有能力完成國務院會議提出的建設和改造任務。

據 上海外高橋第三發電有限公司總經理馮偉忠介紹，近十年來，我國“上大壓小”并新建了大量600MW-1000MW的先進超臨界、超超臨界機組。2014年 時，我國火電機組的平均煤耗已達318克/千瓦時，這在世界上也已是較先進的水平。而“外三電廠”的機組凈效率更是達到了46.5%，已經超過了歐盟計劃 2050年45.2%的平均凈效率。

“現在我們的燃煤電廠的排放已經完全可以達到甚至優于天燃氣發電的排放標準。”馮偉忠說。

與 此同時，燃煤電廠的超低排放并不意味著必須使用優質煤炭。據馮偉忠介紹，現在燃煤電廠的技術已經可以實現讓低質煤也能達到超低排放。當然這與電廠的設計有 關。比如說，循環流化床鍋爐能在燃用低質煤時仍能達到很低的排放，而且低質煤本身的價格也會低一些，能為電廠節約更多的成本。

而在煤化工領 域，煤制烯烴也迎來了顛覆性的技術革新。近日，中科院院士包信和確認其團隊突破了被國際煤化工界認為不可替代的費托過程，摒棄了高水耗和高能耗的水煤氣變 換制氫過程，創造性地直接采用煤氣化產生的合成氣，在一種新型復合催化劑的作用下，高選擇性地一步反應獲得低碳烯烴，為煤炭由燃料向原料轉化提供了又一技 術支撐。

加碼政策支持力度

我國的煤炭清潔高效利用起步于上世紀九十年代，近年來因受到產業升級與環境保護的雙重壓力而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

2014 年以來，《關于促進煤炭安全綠色開發和清潔高效利用的意見》、《工業領域煤炭清潔高效利用行動計劃》、《煤炭清潔高效利用行動計劃》(2015-2020 年)相繼出臺。2016年3月16日，科技部發布了《關于發布國家重點研發計劃高性能計算等重點專項2016年度項目申報指南的通知》，公布了10個重點 專項2016年度項目申報指南，“煤炭清潔高效利用和新型節能技術”位列其中。

雖然政府部門已經出臺了一系列的支持煤炭清潔高效利用的政策措施，但是其中存在的諸多問題仍然影響著相關工作的推進。

對此，李廷認為，煤炭清潔高效利用的政策支持力度還不夠，監管做得也不到位，同時還面臨一些體制機制的問題。

中科院科技戰略咨詢研究院副院長王毅認為，煤炭清潔高效利用需要激勵政策的支持。王毅建議，應對主動改造不清潔用煤工藝的污染企業給予一定的財稅扶持，同時針對研發推廣清潔燃煤技術的環保企業給予一定的補貼，補貼方式可按照單位產品清潔用煤量來核算。

而“體制機制的問題”是什么?原煤炭工業部副部長濮洪九有一個比較詳細的答案。

在 濮洪九看來，煤炭清潔高效利用涉及到煤炭生產，加工、存儲、運輸、轉化和利用的全過程，是一個從資源開發到終端利用的完整產業鏈。從產業發展方面來看，涉 及到煤炭開采、電力、冶金、建材、化工等諸多產業，產業之間既存在密切的聯系，又是相互獨立的管理體系，需要統籌協調。

所以，濮洪九建議要 把煤炭清潔高效利用作為一個關系全局的大戰略加以推動，需要建立國家級的煤炭清潔生產和高效利用協調機制，有效進行全產業鏈清潔管理。在國家層面，要建立 相關政府部門、行業機構和科研單位共同參與的協調機構，組織開展相關重大問題的研究和煤質標準、支持政策的制定，編制煤炭清潔利用發展和管理規則，協調規 劃實施過程中的重大問題，做到統籌協調，分行業實施，整體推進，切實做到從煤炭生產開發到煤炭終端消費的全過程管控。

而在曾浩看來，減排技術的改進與劣質煤的使用之間應有一個動態的調整。曾浩說，通過改進減排技術，電廠就可以使用劣質的煤來降低成本，同時達到環保要求，但是地方政府又會出臺越來越嚴格的要求來控制劣質煤。所以，要針對電廠的減排技術進步情況把握好劣質煤控制的程度。

同時，地方保護主義對煤炭清潔高效利用的影響也不容忽視。不少電廠在采購燃煤時受到地方政府干預，對于燃煤的選擇缺乏完全的自主權早已不是什么鮮為人知的秘密。

“此外，還是要盡快建立碳交易的市場機制，通過市場機制來提升下游用戶節能減排、推動煤炭清潔高效利用的積極性。”曾浩補充道。